星期一, 7月 11, 2011

戰地攝影師自述:死亡線上按下的快門(下)



 “當士兵們把我從殺傷半徑中拖出來時,我拍下了這幾張照片。我身邊的人死的死傷的傷,而我記錄下了這一切。我必須記錄下這一切。”
攝影師:Jo o Silva
地點:阿富汗(2010年)
在阿富汗待了一個多月後,我第一次踩上地雷。當時我們正排成一行前進,我走在第三個。在我落腳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金屬的脆響,然後我就飛到了天上。我很清楚發生了什麼。當士兵們把我從殺傷半徑中拖出來時,我拍下了這幾張照片。我身邊的人死的死傷的傷,而我記錄下了這一切。我必須記錄下這一切。我旁邊的士兵們大聲呼喊著醫生,我知道我的腿沒了,我接通了給妻子的衛星電話告訴她不要擔心。當我回到醫院,才感覺到疼痛。事後的感染差點幾次要了我的命。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我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我是極少數整天在伊拉克摸爬滾打的攝影師,人們認為我這麼做純粹是為了找刺激。其實這麼做意味著艱苦的工作和無盡的孤獨。真要找刺激,不如去當消防隊員。我不想撒謊,伴著母親趴在孩子屍體上嚎啕大哭的聲音拍攝轟炸後的場景,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我在打擾他們最後擁抱的平靜,但我不得不強迫自己狠下心這麼做,因為世界需要面對這些影像。政治家們需要自己把那些大男孩們送到戰場以後發生了些什麼。如果我還能站起來,如果我還能借著假肢站起來,我還會回到戰火硝煙之中。我希望我此刻能站在利比亞的槍林彈雨之中,過去對我沒有半點陰影。




“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屍體,這對我來說就像一場測試,看看我是否具備這項工作所必須的素質” 

攝影:Adam Dean 
地點:巴基斯坦(2007年)
 

我拍攝這張照片時基本還是個菜鳥。我剛學完新聞攝影的研究生課程,認為自己應該去巴基斯坦拍攝當地的選舉。兩個月前曾經發生過一次刺殺貝布托的事件,這預示了採訪的危險性。 

當時我離貝布托只有十五米距離,突然響起一陣槍聲,接著就是猛烈的爆炸。十月份曾經發生的連環爆炸瞬間出現在我的腦海,到底是冒著第二次爆炸的風險繼續拍攝,還是和人群一起撤離。我十分恐慌,試圖壓抑自己期望撤離的心。我從未見到過屍體,這對我來說就像一場測試,看看我是否具備這項工作所必須的素質。 

在我靠近爆炸現場的過程中,內心一直在鬥爭著。恐懼與噁心控制著我,但我不斷告訴自己要認真完成拍攝工作才准離開。我必須考慮取景構圖,才能避免畫面太過血腥。爆炸中心的血泊裏,躺著至少十數具肢體不全、血肉橫飛、幾乎化為焦炭的屍體。這是我最危險的經歷之一,不過並沒有在阿富汗所經歷的幾次那麼害怕。我所經歷的不過是一瞬間,而消防隊員們甚至要面對這種地獄長達數個小時。最讓人害怕的還是土炸彈,在你和部隊一同巡邏時,每一步都可能成為你的最後一步。我今年33歲,我不希望自己在這個行業終老,但我知道也許有人願意。


“我們看到一輛悍馬,跑了過去。結果一下子被兩面的火力夾擊。當時我已經預料到自己可能被擊中。 頭上不住的有子彈飛來飛去,就像馬蜂窩被捅了一樣。” 

攝影:John D McHugh 
地點:阿富汗(2007年)
 

這是我在中彈前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我在美軍努爾斯坦的部隊拍攝了五周時間後,接到指令去幫助在附近遭遇伏擊的一支小分隊。路邊到處是躺著的人,有的已經死了,有的還在掙紮。塔利班從高處向我們開火。我躲在一塊石頭後面,能清楚聽到子彈擊中石頭的聲音,腦子裏不停罵著“**!**!” 

我們看到一輛悍馬,跑了過去。結果一下子被兩面的火力夾擊。當時我已經預料到自己可能被擊中。頭上不住的有子彈飛來飛去,就像馬蜂窩被捅了一樣。在他們火力的壓制之下,我們只能看著狙擊手將隊友們一個個除名。 

子彈擊中了我的肋骨並從後下方穿出,感覺就像被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倒在地上,掙紮著躲到另一塊石頭後面。前方創口看起來只有一枚硬幣那麼大,但後面的傷口尺寸超過了我的巴掌。在難忍的劇痛中,我覺得自己可能要死了。然後我又開始擔心如果沒有死,只是殘廢了怎麼辦。是不是還不如死了更好?我的腦袋亂成一團,我繼續想著“操,不要這樣啊!” 

足足過去25分鐘後才有人過來搭救我。我的相機掉在地上,在他們拖走我的同時我也順手拖走了自己的相機。回到基地後,一位醫生驚歎道,“天啊,我能一眼看穿你。”當我知道自己能康復的消息後,我告訴我女朋友我決定回家,再也不幹這件事了。我一直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但如果不是這件事,我永遠不會意識到這件工作也同樣危險。 

我熱愛自己的工作,但中彈這件事讓我更加重視生命。兩個月後,我向我的女友求婚,而去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今年已經40,能接受的冒險行為已經大不如前。 在你還年輕的時候,總認為自己打不死。” 

攝影:Marco di Lauro 
地點:伊拉克(2004年)
 

這幅照片拍攝於我職業生涯中最危險的一刻。當時我和兩個試圖沖入房間的海軍陸戰隊員站在一起,第一個海軍陸戰隊員把房門踢開後,照片中你看到的這個男子將一枚手榴彈扔在了他身上。畫面中的砂石就是手榴彈的爆炸結果。還沒走近大門的我被外牆救了一命。第二名海軍陸戰隊員沖進房間擊斃了這名伊拉克人,我緊隨其後進入房間拍攝了這張照片。
 

我28歲開始幹這一行,今年已經40.,我能接受的冒險行為已經大不如前。在你還年輕的時候,總認為自己打不死。我接到第一個拍攝任務的第三天,就在科索沃相互交火的兩排人中間站著拍照。而今天的我開始怕死了,開始害怕冒險。我已經失去了太多朋友與同事,其中兩人剛走不久。我還會繼續幹這一行,但我會更加小心。 


“當你看戰爭照片的時候,總會覺得它們是由好萊塢製造,恰好是它們應該是的那種樣子。只有極少數照片,會讓你感到現場的緊急、恐怖和絕望。” 

攝影:Ashley Gilbertson 
地點:伊拉克(2004年)
 

這是我曾經最刺激的遭遇。我與海軍陸戰隊的一支先行部隊同行,結果被叛軍包了餃子。我和四十名海軍陸戰隊員沿著一條街道飛奔撤退,躲進一處***文化中心,其間不時有子彈貼著我的臉頰飛過。我想,就算今天把命要交代在這兒了,也要把工作幹好。這次的經歷震撼了我,讓我從迷茫中驚醒,明白這項工作可能遭遇的危險。 

照片中的士兵正在大叫,“別他媽給老子拍照片了!”有時候,在你觀看戰地攝影作品時覺得他們就像是好萊塢大片中演繹的戰爭現場。只有少數照片能讓你體會到到底戰爭有多麼糟糕,有多麼絕望與緊張。我喜歡這張照片,儘管它不那麼清晰,構圖也不理想,甚至你不知道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實際情況正是這樣。現場就是這樣混亂。這是我所拍攝的照片中,最貼近交戰現場混亂情況的一張。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在發抖。這幾個人都沒有看著我,所以我舉起相機, 試著把這幾個人都框進鏡頭裏。當我把相機放下之後,他們才朝我這邊看過來, 沒有意識到我已經拍下了這個畫面。” 

攝影:Ron Haviv 
地點:波士尼亞(1994年) 

照片中這些軍人是塞爾維亞軍閥阿爾欽的手下,剛剛槍殺了一位穆斯林屠夫以及他的妻子和小姨子。這是稍後種族清洗運動的開端。 

我曾經給阿爾欽和他的小老虎拍攝過合影,因此他允許我隨同他的部隊拍攝他所下達的“使命”。儘管這些士兵們曾警告我不許拍攝,但我對自己發誓我必須帶著照片離開這裏,證明這些事情曾經發生。 

我拍攝這張照片時受到了極大震撼。我趁著他們沒有注意到我的時候舉起了相機,把他們每一個人都銘刻在取景器裏。當我放下相機,他們才看了過來,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剛剛按過快門。 

後來一次我拍攝部隊殺人畫面時,被阿爾欽抓個正著。他說這些照片必須交給他沖洗,他會把自己覺得不滿意的留下。我把前幾天拍攝的膠捲藏在了我的口袋裏,心中盤算,如果我極力維護相機中的膠捲興許他就不會猜到我身上還有。 

不久後這些照片被公諸于世,阿爾欽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很期待有一天能夠喝到他的血。”他把我放在了他的死亡名單上,為此我花了八年時間逃過他的獵殺。最終這些照片成為海牙國際法庭指證其罪行的明證。


“媒體戰地準則規定不得拍攝可能透露傷亡士兵身份的照片……攝這張照片完全出於一個媒體人的反映,我為此遭受不少指責。” 

攝影:Julie Jacobson 
地點:阿富汗(2009年)
 

我們正在塔利班的槍林彈雨下尋找掩護,突然一聲爆炸響起,我就眼睜睜的看著伯納德下士的一條腿被炸飛。他被一枚火箭炮直接命中。媒體戰地準則規定不得拍攝可能透露傷亡士兵身份的照片,當我發現伯納德伸手抓住自己武器時,臉側向了我。於是抓緊大約兩分半鐘的機會拍攝了九張照片。 

拍攝這張照片完全出於一個媒體人的反映,我為此遭受不少指責。伯納德最後不幸去世,而人們認為我沒有賜予他應有的尊嚴,沒有在他需要幫助時給予援手。但我幫不了他。我覺得轉過身去不看他,才是真正的無禮



“軍人們用槍比著他,如果他試圖逃跑,他們就把他抓回來毆打。不到一會兒,他就渾身上下血如泉湧。這讓軍人們覺得非常不爽。” 

攝影:John Stanmeyer 
地點:東帝汶(1999年)
 

當時東帝汶傳統民兵組織艾塔拉克和印尼軍之間正在激烈交火,我見勢不妙拔腿就跑。一顆子彈從我耳朵邊飛過,帶走了我的幾縷頭髮。如果不是我的腦袋鬼使神差剛好偏向右邊,我就不可能繼續在這兒說話了。 

在與死神擦肩而過後不到幾分鐘時間,我就遇到了東帝汶獨立支持者Joaquim Bernardino Guterres。軍人們用槍比著他,如果他試圖逃跑,他們就把他抓回來毆打。不到一會兒,他就渾身上下血如泉湧。這讓軍人們覺得非常不爽。 

我從來沒想過這一切發生在我身上,事實上我應該想想。我在阿富汗拍照期間,我的妻子流產,她將此歸罪於我的離開。罪過啊罪過。不過她是一名作家,理解我為為什麼選擇這項工作。我們曾一起去過蘇丹,曾一起遭到過埋伏,還曾經歷過許多古怪的事情。


“我感到害怕,心想‘這下完了,我要死在這裏了。這時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暴民,沒有腦子,只有憤怒。” 

攝影:Ami Vitale 
地點:加沙(2000年)
 

當時我在拍攝一場葬禮,大多數時間與婦女們呆在一起。屍體抬進來時我打算過去看看,送葬隊伍中突然有一個人大叫到“中情局的探子”,並且直指向我。我被數百個憤怒的人圍了起來,他們對著我大吼大叫,拉拉扯扯。我感到害怕,心想“這下完了,我要死在這裏了。”這時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暴民,沒有腦子,只有憤怒。 

之前和我待在一起的一名婦女盡力把我拉了出來。當我回到家,我坐了下來,哭個不停。一個女人救了我的命。我依舊留在了巴勒斯坦,但變得更加小心。那個瞬間改變了我的想法。沒有哪張照片值得用命去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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