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音樂節2012 張懸：揮霍名氣

轉自蘋果日報

呼叫音樂節2012　張懸：揮霍名氣

第二屆呼叫音樂節來了，這個以台灣獨立樂手為主打的音樂節，今年有張懸！張懸這名字，由當初文藝界口耳相傳的秘密，變成如今台灣「文青」代表。她由當初寄Demo到唱片公司，沒人理睬，結果憑現場演出慢慢走紅，這已經很傳奇了。更迷人的是走紅了，簽約大型唱片公司的她依然故我，關注社會弱勢，支持社運。聽她的歌你會沉醉/思考，當她誠懇的告訴你她要「揮霍所有名氣」，這個女子，散發着一陣異樣的光芒。　記者、攝影：何兆彬




《寶貝》與《玫瑰色的你》


張懸的《寶貝》是經典，隨便在YouTube找一個版本都有二百多萬點擊率。它聽來有點像安眠曲，張懸撥弄結他，溫柔地唱：「我的寶貝/寶貝/給你一點甜甜/讓你今夜都好眠。」使人迷醉，迷醉的背後卻有段故事，「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我沒有想要做很多表演，因為當時不像現在，沒有很多人會注意聽我說甚麼話。我又不想這首歌變成商業歌曲，反而我是希望能用這首歌的影響力，多呼籲大家注意社會上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當年我是新人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喊停，很快就去做第二張專輯。」她說：「如果有一天我死翹翹，我希望遺矚上它能變成公共遺產！」她承認歌曲中不少都有隱喻，例如新歌《玫瑰色的你》，Rose-Coloured Glasses是指「幼稚、樂觀的想法」，她也在訪問承認過「原本是獻給社會運動者，卻發現這些運動者，最後都被冷眼旁觀。」

闊別三年

張懸只來港演出過一次，三年前，她在小小的壽臣劇院演出三場，門票一早被掃光了，之後她連在台灣的演出也減少了。新專輯剛推出，新鮮滾熱辣，她說新碟較簡單：「因為之前兩張專輯，我為了不要唱《寶貝》，我花了很多時間令人知道我在寫甚麼。這一張專輯錄音時間短了，每個部份，想到怎麼配怎麼唱就怎麼唱，連配唱都沒有很講究，只要氣氛是對的，就沒有回頭一個字一個字的去修。我在專輯談我這三年，怎樣好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因為我覺得特別是創作歌手，不能沒有生活，所以這兩年我覺得我刻意靜下來生活。」這幾年，常思考生離死別，「不再跟以前一樣，隨時都可以找到對方。經歷過一些變化，我發現我是大人了，要好好說一聲再見。」好生活是甚麼？「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還有，我喜歡做菜嘛！」生命上，她一直在思索人怎能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每一個人最裏層的願望，你怎樣去定義自己，你被尊重了，可以選擇你要的命運，這在亞洲社會一直被壓抑，你只能選擇接受或對抗，好像不能選擇別的。我想，如果一個社會的年輕人聽了『安身立命』這四個字沒感覺，中年人聽了很哀傷，那這社會就一定出問題；如果年輕人聽到有希望，中年人聽了是講自己，那這社會是有進步了。」

受過的苦

張懸的機會來得遲。高中到英國念書，才一年就輟學返台，「本來想念電影燈光，但父母反對，後來吵吵吵，又因為花費太貴了，我就回來了。」回台後她想創作，在家中寫了一大堆東西，自己唱，錄成Demo，寄到各大唱片公司，結果沒人理睬，「只有友善的狗有找我聊一聊。他們主要是想告訴我，我的Demo都太粗糙了，因為那時候我不會結他，Demo全都是清唱。」然後她開始日間在餐廳打工，晚上在女巫店唱，搬離老家，過了一段苦日子，「因為吃苦，所以想得最多。所以當時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變成經濟上較穩定的人，那怕是既得利益者，或知識份子階級，我希望可以揮霍所有名氣，我吃過的苦，都不要流於一種『這世界就是這樣』。」說着說着，她聲音變細了，幾不可聞，但語氣堅定。也因為苦，張懸永遠記得弱勢。苦，是指孤獨嗎？「比較是絕望。因為就是好朋友也不能斷定我的未來，沒有人知道這些歌的下場。」記者記得她訪問中透露過，當年向爸爸下了「我一定會紅！」的壯語，她笑：「欸，因為有一次吵架，我被迫急了，就在家中吼『我會紅』！通常我被迫急了，就會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特立獨行，她卻不是那種「誰管你」的搖滾歌手，「我很看重人的意見，但我不看重輿論的意見；我很看重的是輿論的力量，但我很少被『大家都覺得怎麼樣』這件事困擾。因為社會都在變，這十年在流行的東西、不接受的東西，下十年又不一樣了，所以你要專心聽你自己想要講甚麼，然後你去講這些東西，吸引到這樣的人就夠了。」她有個性，但態度永遠帶點台灣人的溫婉，「我很少跟人吵架，但我比較容易跟公司吵架。因為公司有政策，所以我不是跟人吵架，我是跟政策吵架。」

生而為人的權利

張懸是文字高手，除了寫歌，她也經常會把想法寫在臉書上。不管是台灣的社會抗爭如拆遷、六四、同性婚姻，烏坎抗爭、Live House抗爭，她都敢寫，而且寫得好，少少一段有幾千個讚，留言不絕，以至她後來寫過：「請看過我文章的朋友，切勿因為認同我而去買專輯，我是說真的，如果因此銷量變好，我和其他歌手做任何事都只能落入『行銷』的名義中。」她在演出中也會散播訊息，網上流傳一段她談旺中拼購案（新聞自由）的片，達18萬點擊率。這麼敢言，公司會有意見嗎？「我覺得大家太把一個公司當作一個人了，廣告打久了，大家就以為麥當勞很親切！我有時候會跟Sony的歌手政策會有衝突，那不是因為人，是因為政策。」跟她談社會議題，例如香港，她會告訴你「我男友超關心香港，因為全球只有香港在紀念六四」；談同性婚姻權，她肉緊的說：「因為立法能保障權利以外，他們也真的也就是正常人，他們有納稅的權利，同樣節稅的權利。只要生而為人，我能被保障的，同志也能被保障。」去年烏坎抗爭期間，香港只有黃耀明明確表示支持，台灣也只有一個歌手公開支持，那就是她，「呀……如果大家都只想自己的話，當然覺得自己很卑微，但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有三百個說中文的歌手都支持烏坎，那是很了不起的事，誰都封殺不了！」









我沒有要反對誰

但說到底，香港一個，台灣都各得一個歌手站了出來，也許張懸也自覺，連忘補充：「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講這些話，我的形象就很適合講這些話，如果我放棄了講．就是我的問題。我講又沒甚麼了不起，因為I'm good at it！我覺得，總有一天這會變成很大的文化財產，每一個人都很有想法，而且有想法的人才會被消費得更多面，這一天會很快，因為消費到最終，人都會希望自己看起來更有價值，而價值來自於文化，真的呀！到時候，每一個出來批評時事的人都會令你想吐呀！」她把問題帶回明哥（支持烏坎）一事上：「所以當黃耀明這樣出來，有心人要好好記得他，跟他一同走這一段。我不覺得不同觀念的人要站在他旁邊，與其站出來講一些不知道自己要講甚麼的話，倒不如讓他一個聲音發揮到最大！因為他的聲音不是要消滅一些事情，而是要讓一件幾乎要壞的事情，得到制衡。我也是這樣看自己呀，你要更大方，賺錢就賺錢，你只要公平對待我，我就公平的賺錢，但這永遠不能交換我講話的權利。」她不覺得外間會因為這樣封殺她：「我寫的每一首歌，每一篇文章，都思考非常久了，沒有一個情緒的字眼。我希望大家了解，我只是希望人被尊重，人被善待，被維護，所以我沒有要反對誰呀！

陳景祥：思釣島，重温《菊花與劍》…… 除非大敗日本

【信報】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好感。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但聽父輩憶述抗戰年代的日子，流離失所、祖產被毀，家族命運從此改寫，像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在日本侵華八年之中發生數以十萬計，日本人的醜惡血腥形像在腦海中無法抹掉。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

慕容雪村兩篇文章

收錄兩篇慕容雪村的文章、演講辭
分別為

• 如秋水長天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瞬間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台灣歌手張懸對於旺中事件的話

台灣歌手張懸在臉書發表〈新聞是誰的?〉，以及在個人的演唱會上講了一場短講。

〈新聞是誰的?〉

我從來沒有對於狗仔或是記者定下的標題以批評做為對抗、
因為這是讀者們要的。
藝人的言行跟形象、也是受眾要的。
我們希望被娛樂的方式、永遠永遠不會是別人的責任、
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新聞也好、娛樂也好。
多少操弄、多少現象、
都是因為我們多數人選擇了消費與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