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沒有經濟計算 增長禍延後代

林行止：沒有經濟計算 增長禍延後代

一、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另一舉世矚目的政治事件為中共十八大的召開。非常明顯，前者主要是民主和共和二黨之爭，由於勝負有待選民表 決，黨爭一切公開，自我吹噓貶低對手，在法律框架內，無所不用其極，而目的均在爭取選票。後者一黨獨大，中共受全民擁戴，因為一黨專政寫入憲法，是不容挑 戰的「事實」，黨的權力交接與老百姓無直接關係，因而在絕密的情形下進行，坊間於是流傳數個權力中樞人事布局的版本，用內地學者的話，顯見幕後權爭甚劇； 不過，別管密室權鬥是民主妥協還是你虞我詐、刀光血影，在現有制度上，並無外人置喙餘地，而因為神秘莫測，「尋幽揭秘」式的揣測和評論才特別多，在筆者看 來，這類言文俱乏實質意義，以不論哪七位或九位黨工進入最高決策層，他們都會全力保持、維護中共的專制地位，那意味任何試圖分享權力的政治芻議，不管有多 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際需要，均不會被攷慮（遑論被接納）。在經濟線上，現屆溫家寶政府實施的政策仍會持續、強化，以其往績甚佳，環球經濟遍吹淡風，即使撇 除經濟數據中的滲水成分，仍有可觀增長，意味此策可行；然而，這種經濟路向，筆者期期以為不可續行！

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正如世界銀行前首 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主辦的「二○一二年度高峯會」上的主題演說〈全球經濟大衰退—超 越凱恩斯主義和「新新常態」〉中所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所以放緩，皆因推動中國經濟向前的三頭馬車「有二架減速」，它們是外貿放緩、○八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已 成強弩之末，另一架「消費馬車」，則「按過去的速度前進（增長）」。「加速器」三緩其二，經濟仍有可觀增長唯已無舊時光芒。

雖然如此，林教 授對中國經濟前景仍甚樂觀，他這樣說：「我認為中國不會崩潰，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都是相當大。以短期來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 空間是非常多，投資項目很多。同樣中國作為一個中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還有非常多的空間，尤其是大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北京這樣 全球首善之區，下場大雨都有可能死人，這是在東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情形。還有環境的改造、社會工程的改造，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報。」

林 氏的分析很中肯卻嫌不夠深化，沒有看到造成中國當前經濟困局的「內核」，換句話說，在實踐層面及理論層面，中國都有不少不易、在政治體制不變之下甚且無法 克服的難關，在筆者這類不可救藥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徒看來，過去高增長的積弊未除，便說什麼「經濟增長潛力和空間相當大」、「升級空間非常多」等等，都不切 實際，還會加深傷患令其愈難醫治，其帶來無可估量的資源浪費，彰彰明甚。林毅夫用功甚勤，中英文著作俱豐，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那從他寄贈由北京大 學、劍橋大學及世界銀行出版的英文專著中，清楚看出他對中國經濟有充分理解，並試圖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梳理出一套有別於西方傳統經濟學及不受新教倫理覊絆 的理論。筆者無法從自由經濟理論中自拔，因此認為中國舉全國之力向指定目標進發的經濟發展之路，只能收短期積極效果，長期而言，這一代人當然「一命嗚 呼」，但下一世代的國人，肯定要為計劃經濟（或其他名目如中央規劃、指令）付出沉重經濟甚至政治代價！

二、現在試從實踐及理論層面，簡略地談談筆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

「城 市化進程」（第三頭馬車的動力來源）是中國經濟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元素，去周六（十一月三日）英國廣播公司發表中國政策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談話：「中 國迅速的城市化，將在二○二○年以前使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增加到六億人，並使中國經濟以每年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長率增長。」這樣趨勢，令遲院長「預測中國的內 需將取代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說與林氏同調。

可是，認為大規模城市化足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學者（這類學者尤其是受僱於投資銀行 的經濟學者數不在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替這批以億計的城市新人口找工作？假如城市人口在二○二○年增加三億人（達六億人），以一家三口計，即約 有一億個新家庭，假設平均一家有一個半人（二個家庭六人其中三人）要找工作，失業開始成為「問題」的社會，能夠額外提供一億五千個新工作崗位嗎？

解 決城市新人口的居住、交通及醫療問題，政府責無旁貸，在這方面必會大舉投資，結果經濟保持增長（增長幅度可以「微調」至最高領導人定下的目標），這種投資 加上「新人」消費的乘數作用，保證了經濟增長不會有問題……。但這只是銅錢的一面，另一面是，在出口放緩甚至倒退及宏觀調控力度將盡意味現有工商百業難再 有擴充餘地的情形下，為了配合城市化趨勢，央企和國企只有作出種種政策性投資以創造就業，結果不問可知，這種並非市場需求催生的經濟活動，必然造成重大經 濟損耗……。諷刺的是，經濟的損耗由全民承擔而經手的百官及相關商人都「先富（比老百姓）起來」！

在理論層面，過去數十年的實踐，證實不是 市場導向的投資（經濟發展）均不可取。在整整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二年，奧國學派巨擘米賽斯（L. Von Mises, 1891-1973）寫下這本傳世巨構：《從經濟及社會角度看社會主義》（《Socialism-I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這本書（和其後的系列著作）反覆剖析不同形式中央計劃或政府控制的任何生產形式，都不能達致預期（計劃中）的經濟效果，原因很簡 單，因為無自由市場的地方，便無價格制度；無價格制度，即不能作「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能作「經濟計算」，等於無法以效益為依歸處理經濟問題。那可說擊中社會主義國家的要害，而這是社會主義的先天缺陷亦是無藥可 救的缺失。數十年來（本書一九三六年在德文版「三刷」後才出英譯），《社會主義》不僅說服大眾相信社會主義必敗，令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向左轉」、「變成福 利社會」，亦不會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同時亦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舵手們」提高警惕，因為米賽斯以先驗論的定理，運用邏輯推理所建立的經濟理論具很高的科 學性，因此迫使社會主義國家承認有需要建立一種「適合國情」的經濟計算制度，以指導如何最適地分配經濟資源。可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是知既不易行 更難的事，以中國為例，當物價標升令民不聊生、民怨吵耳之際，於維穩大前提下，國務院便下令國營企業甚至私企減價；而要落實中央力催的大規模城市化政策， 便大建住房、公路、鐵路……，如此這般，經濟便在沒有市場需求下大幅增長，但當中隱含了多少經濟浪費？

二○○七年，社科院出版了林毅夫的 《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經濟模式》，顧名思文，林氏在學術上氣魄甚大，認為中國已自己闖出一條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的成功新路，然而，在指令經濟之下如何有 「經濟計算」？答案是不可能有，而沒有「經濟計算」的後果，米賽斯上書便是最佳的「現成模式」！

李怡：被中共逼出來的「去中國化」

【蘋果日報】梁愛詩在批評法律界的講話中，指法律界有人搞「港獨」，意圖「去中國化、想香港獨立」。梁振英在最近講話中將香港守護本土的意識指為「閉關鎖港」。親共輿論也對「去中國化」和「港獨」等大張撻伐，這說明港共政權對香港護土意識增長極為關注。

香港人過去從沒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不但沒有，而且比之大陸，香港可說是最中國化的地方。內地青年作家韓寒在今年五月寫的訪台觀感文章的末段說：「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他的文章主要講台灣人的友善和為他人着想，而這種源自孟子倡導的「與人為善」的美德，正是香港和台灣仍然保持而大陸幾乎已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粹。在大陸「革中國文化命」這幾十年，香港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以至習俗的命脈。

香港原來也沒有「港獨」的傾向。回歸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人儘管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一再下降，但對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曾經是相當高的。

香港人關心中國，百年來一脈相承。六四23年，每年維園燭光都顯示香港人的中國心。香港人關注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在外地人眼中，尤其在台灣人眼中，香港人毋寧太中國化了。

香港人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識，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共化」，去大陸的「惡質社會人文」化。
中共對香港政治的干預早已超越了《基本法》的限度。梁振英在立法會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例如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這些話不盡不實。一個地方實行甚麼政制，從來是憲法亦即《基本法》的規定，既非中央亦非地方的權力；中央的任命權也決不等於中央有事先決定權和同意權。即使如梁振英所說，中央也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進行自行釋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等權力。

政治上的粗暴介入一般市民不一定有感覺，但開放自由行後，大陸人對香港市民的民生侵害卻越來越嚴重，奶粉、雙非、上水站、旺區商舖迎合內地客等等都毋須多說了；香港新樓盤大陸客佔兩成從而搶高樓價，使香港多數人置業上車無門，生活倍感艱難，這就不能沒有感覺了。

特區政府配合內地權貴對香港的侵蝕，用數百億公帑建高鐵以利內地人來港，發展新界東北以配合大陸早已宣佈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大陸人顏昌海去年底在他的博客發表一篇題為《被內地權貴逼出來的「港獨」》的文章，精準而詳細地分析中共權貴如何對香港進行清洗計劃，為他們自己準備大陸「變天」時全家移居香港留後路。

美國前總統布殊說過：「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大陸博客岳海在他的長篇評論中從台灣選舉談到香港，他說：「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今年四月香港《號外》雜誌到北京對艾未未專訪，被問到他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艾未未說：「香港社會是一個讓我刮目相看的社會……她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意志，然後有她表達的能力，她有大量的年輕人的自主性，以及她對基本價值的堅持，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社會。無論是他們過去所做，或者是在我這一次事情以後的表現，都讓我難以置信。在那裏，公民可以給出自己價值的判斷，甚至發出聲音，我認為她仍然是中國可能實現民主的一個非常好的借鏡。」

今年一月，廣州《新周刊》總主筆蕭鋒在網誌記台灣行，在讚美台灣社會的人文風景之餘，他談到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小悅悅被車撞倒而18途人視而不見絕非個別事件，「各種道德淪喪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

在大陸權貴強勢壓境而特區政府又事事配合的情況下，我們忍受無疑等於自殺，唯一出路只有以我們對基本價值的堅持予以抗拒。在中共「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的時代，我們能做的，是與被中共騎劫的「中國」這塊招牌區隔。而且惟有這樣，才能在這時代貫徹我們百年來傳承的中國心。

李照興、梁文道論中國遊客在外地

李照興：感覺良好的中國人

住進倫敦Savoy酒店，在透光天窗的Thames吃着英式早餐，看來這裏為數不少的中國遊客確有值得自豪的理由。試想想不到一百年前，這家倫敦最早用電梯或沖水馬桶的高級酒店，出入的貴賓代表着歐洲的政商上層社會，很難有中國人份兒。今天，公幹的、旅遊的、受邀的中國上賓在American Bar出入——提醒你，過往這是Churchil、Welles等人喝酒的地方。中國人沉迷於到世界各地的經典icon式地點，為跟名人曾經坐過的椅子有緣而驕傲半天。提到歷史，中國人很有話說，一位北京朋友常說的經歷是：他帶英國和法國朋友參觀圓明園時，都說道，你看，就是你們英國人和法國人搶走並損毀了我們的國寶，說完，英法朋友都會乖乖的請他吃飯補數。是的，一定程度上，龐大數目的中國遊客，潛意識上，都有種「終於來到你地頭回敬你」般的氣慨。

呼叫音樂節2012 張懸：揮霍名氣

轉自蘋果日報

呼叫音樂節2012　張懸：揮霍名氣

第二屆呼叫音樂節來了，這個以台灣獨立樂手為主打的音樂節，今年有張懸！張懸這名字，由當初文藝界口耳相傳的秘密，變成如今台灣「文青」代表。她由當初寄Demo到唱片公司，沒人理睬，結果憑現場演出慢慢走紅，這已經很傳奇了。更迷人的是走紅了，簽約大型唱片公司的她依然故我，關注社會弱勢，支持社運。聽她的歌你會沉醉/思考，當她誠懇的告訴你她要「揮霍所有名氣」，這個女子，散發着一陣異樣的光芒。　記者、攝影：何兆彬




《寶貝》與《玫瑰色的你》


張懸的《寶貝》是經典，隨便在YouTube找一個版本都有二百多萬點擊率。它聽來有點像安眠曲，張懸撥弄結他，溫柔地唱：「我的寶貝/寶貝/給你一點甜甜/讓你今夜都好眠。」使人迷醉，迷醉的背後卻有段故事，「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我沒有想要做很多表演，因為當時不像現在，沒有很多人會注意聽我說甚麼話。我又不想這首歌變成商業歌曲，反而我是希望能用這首歌的影響力，多呼籲大家注意社會上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當年我是新人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喊停，很快就去做第二張專輯。」她說：「如果有一天我死翹翹，我希望遺矚上它能變成公共遺產！」她承認歌曲中不少都有隱喻，例如新歌《玫瑰色的你》，Rose-Coloured Glasses是指「幼稚、樂觀的想法」，她也在訪問承認過「原本是獻給社會運動者，卻發現這些運動者，最後都被冷眼旁觀。」

闊別三年

張懸只來港演出過一次，三年前，她在小小的壽臣劇院演出三場，門票一早被掃光了，之後她連在台灣的演出也減少了。新專輯剛推出，新鮮滾熱辣，她說新碟較簡單：「因為之前兩張專輯，我為了不要唱《寶貝》，我花了很多時間令人知道我在寫甚麼。這一張專輯錄音時間短了，每個部份，想到怎麼配怎麼唱就怎麼唱，連配唱都沒有很講究，只要氣氛是對的，就沒有回頭一個字一個字的去修。我在專輯談我這三年，怎樣好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因為我覺得特別是創作歌手，不能沒有生活，所以這兩年我覺得我刻意靜下來生活。」這幾年，常思考生離死別，「不再跟以前一樣，隨時都可以找到對方。經歷過一些變化，我發現我是大人了，要好好說一聲再見。」好生活是甚麼？「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還有，我喜歡做菜嘛！」生命上，她一直在思索人怎能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是每一個人最裏層的願望，你怎樣去定義自己，你被尊重了，可以選擇你要的命運，這在亞洲社會一直被壓抑，你只能選擇接受或對抗，好像不能選擇別的。我想，如果一個社會的年輕人聽了『安身立命』這四個字沒感覺，中年人聽了很哀傷，那這社會就一定出問題；如果年輕人聽到有希望，中年人聽了是講自己，那這社會是有進步了。」

受過的苦

張懸的機會來得遲。高中到英國念書，才一年就輟學返台，「本來想念電影燈光，但父母反對，後來吵吵吵，又因為花費太貴了，我就回來了。」回台後她想創作，在家中寫了一大堆東西，自己唱，錄成Demo，寄到各大唱片公司，結果沒人理睬，「只有友善的狗有找我聊一聊。他們主要是想告訴我，我的Demo都太粗糙了，因為那時候我不會結他，Demo全都是清唱。」然後她開始日間在餐廳打工，晚上在女巫店唱，搬離老家，過了一段苦日子，「因為吃苦，所以想得最多。所以當時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變成經濟上較穩定的人，那怕是既得利益者，或知識份子階級，我希望可以揮霍所有名氣，我吃過的苦，都不要流於一種『這世界就是這樣』。」說着說着，她聲音變細了，幾不可聞，但語氣堅定。也因為苦，張懸永遠記得弱勢。苦，是指孤獨嗎？「比較是絕望。因為就是好朋友也不能斷定我的未來，沒有人知道這些歌的下場。」記者記得她訪問中透露過，當年向爸爸下了「我一定會紅！」的壯語，她笑：「欸，因為有一次吵架，我被迫急了，就在家中吼『我會紅』！通常我被迫急了，就會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特立獨行，她卻不是那種「誰管你」的搖滾歌手，「我很看重人的意見，但我不看重輿論的意見；我很看重的是輿論的力量，但我很少被『大家都覺得怎麼樣』這件事困擾。因為社會都在變，這十年在流行的東西、不接受的東西，下十年又不一樣了，所以你要專心聽你自己想要講甚麼，然後你去講這些東西，吸引到這樣的人就夠了。」她有個性，但態度永遠帶點台灣人的溫婉，「我很少跟人吵架，但我比較容易跟公司吵架。因為公司有政策，所以我不是跟人吵架，我是跟政策吵架。」

生而為人的權利

張懸是文字高手，除了寫歌，她也經常會把想法寫在臉書上。不管是台灣的社會抗爭如拆遷、六四、同性婚姻，烏坎抗爭、Live House抗爭，她都敢寫，而且寫得好，少少一段有幾千個讚，留言不絕，以至她後來寫過：「請看過我文章的朋友，切勿因為認同我而去買專輯，我是說真的，如果因此銷量變好，我和其他歌手做任何事都只能落入『行銷』的名義中。」她在演出中也會散播訊息，網上流傳一段她談旺中拼購案（新聞自由）的片，達18萬點擊率。這麼敢言，公司會有意見嗎？「我覺得大家太把一個公司當作一個人了，廣告打久了，大家就以為麥當勞很親切！我有時候會跟Sony的歌手政策會有衝突，那不是因為人，是因為政策。」跟她談社會議題，例如香港，她會告訴你「我男友超關心香港，因為全球只有香港在紀念六四」；談同性婚姻權，她肉緊的說：「因為立法能保障權利以外，他們也真的也就是正常人，他們有納稅的權利，同樣節稅的權利。只要生而為人，我能被保障的，同志也能被保障。」去年烏坎抗爭期間，香港只有黃耀明明確表示支持，台灣也只有一個歌手公開支持，那就是她，「呀……如果大家都只想自己的話，當然覺得自己很卑微，但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有三百個說中文的歌手都支持烏坎，那是很了不起的事，誰都封殺不了！」









我沒有要反對誰

但說到底，香港一個，台灣都各得一個歌手站了出來，也許張懸也自覺，連忘補充：「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講這些話，我的形象就很適合講這些話，如果我放棄了講．就是我的問題。我講又沒甚麼了不起，因為I'm good at it！我覺得，總有一天這會變成很大的文化財產，每一個人都很有想法，而且有想法的人才會被消費得更多面，這一天會很快，因為消費到最終，人都會希望自己看起來更有價值，而價值來自於文化，真的呀！到時候，每一個出來批評時事的人都會令你想吐呀！」她把問題帶回明哥（支持烏坎）一事上：「所以當黃耀明這樣出來，有心人要好好記得他，跟他一同走這一段。我不覺得不同觀念的人要站在他旁邊，與其站出來講一些不知道自己要講甚麼的話，倒不如讓他一個聲音發揮到最大！因為他的聲音不是要消滅一些事情，而是要讓一件幾乎要壞的事情，得到制衡。我也是這樣看自己呀，你要更大方，賺錢就賺錢，你只要公平對待我，我就公平的賺錢，但這永遠不能交換我講話的權利。」她不覺得外間會因為這樣封殺她：「我寫的每一首歌，每一篇文章，都思考非常久了，沒有一個情緒的字眼。我希望大家了解，我只是希望人被尊重，人被善待，被維護，所以我沒有要反對誰呀！

陳景祥：思釣島，重温《菊花與劍》…… 除非大敗日本

【信報】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好感。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但聽父輩憶述抗戰年代的日子，流離失所、祖產被毀，家族命運從此改寫，像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在日本侵華八年之中發生數以十萬計，日本人的醜惡血腥形像在腦海中無法抹掉。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